叶选基，叶剑英的亲侄，向我们披露了那段鲜为人知的特殊时期背后的秘密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先通知王震、邓小平
在那个夜晚，即1976年10月6日，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次日，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，地点选在了玉泉山9号楼。与会人员包括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汪东兴、吴德、倪志富、陈永贵、吴桂贤等共11位成员。
夜幕低垂，约莫11点钟光景，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宁与侄子叶选基在后海的小翔凤（叶帅在城中的寓所）接到警卫长马西金的来电：“首长有令，让我转告你们，‘那四个人已被抓捕。’”叶选宁与叶选基心知“那四个人”指的是“四人帮”，当时尚无“四人帮”的称呼。他们成为了除玉泉山9号楼会议与会者外，最早得知粉碎“四人帮”喜讯的一批人。得知消息后，叶选宁与叶选基首先赶往西郊机场，将消息告知叶帅的幼子叶选廉（时任空军第34师专机组飞行员），随后又立刻前往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“九层楼”，将此重大喜讯告知了叶选平。
那晚，气氛异常热烈。叶选基稍作休息，翌日清晨7点半，便迫不及待地赶至翠家湾，造访王震的住所。由此，成为最早获知“四人帮”被粉碎消息的老一辈革命家正是王震。听闻此讯，王震激动不已，几乎无法坐立，他迅速驾车前往陈云的住处，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喜讯告知陈云。
10月7日下午，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（吕正操之女，叶选基前妻），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。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，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。于是，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了邓榕（邓小平女儿）的丈夫贺平，告诉他“四人帮”被粉碎的消息。贺平听了这个消息后便“飞车”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，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。得知这个消息，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，邓还向他们解释了“厚重少文”及周勃、陈平的典故，说华（即华国锋同志）这个人好，选对了，并感叹说“看来，我能够安享晚年了。”
叶帅建议邓小平复出。
谈及邓小平的复出，叶选基感慨道：“那场粉碎‘四人帮’的往事，如今已成为历史的记忆，许多亲身经历或见证者亦已长眠。据一些回忆录与传记记载，1976年10月‘四人帮’被粉碎后，华国锋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及了小平同志，并提出了解决小平同志问题的必要性。随后，中央政治局的部分领导人曾前往西山探望邓小平，并力劝其重返工作岗位。实际上，在1976年10月，邓小平同志仍在宽街的住所中，并未身处西山。”
叶选基回忆称：“邓小平入住西山25号楼的具体时间是在哪？那是在他于301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期间。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，小平同志将在适当时机复出。会议结束后，鉴于邓小平即将康复出院，华国锋与叶剑英商讨其出院后的住所问题。华国锋建议，将邓小平的住处安排在靠近叶剑英的位置，以确保安全。于是，邓小平被安置在了西山25号楼（前属王洪文），而叶剑英则住在15号楼。这一事件发生在1977年1月下旬。”
叶选基追忆往事，提及1976年12月10日，邓小平同志入院治疗。翌年2月3日，小平同志康复出院，便即刻前往西山25号。在那里，他首次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叶剑英同志。此次会面，由叶剑英元帅之子叶选廉同志负责接引。
197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前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与一众同仁访问了位于军事科学院的2号楼，即叶剑英元帅的办公处。在那里，叶帅邀请他们共进晚餐。餐后，王炳南提出想探望邓小平同志。叶帅表示同意。王炳南便在晚餐后径直前往宽街拜访邓小平。邓家对此感到意外，毕竟他们当时正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，为何王炳南会深夜突然造访？因此，卓琳只能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导致王炳南遭遇了闭门羹。回望过去，如果当时卓琳没有拒绝，邓小平可能就会更早地了解到叶帅对他的关注之情。
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是由政治局会议所决议的。叶剑英元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目前健在的最直接见证者。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，一月上旬，中央政治局于玉泉山举行会议，与会者达成共识，一致同意邓小平同志在适当时机恢复其职务。会议结束后，列席会议的周启才陪同叶剑英元帅一同返回住处（玉泉山9号楼）。抵达9号楼后，周启才指示王守江同志，中央政治局已决定邓小平同志的职务恢复，要求他将文件转交给邓小平，以便其了解相关情况。鉴于邓小平尚未正式重返工作岗位，文件传递的问题经周启才与王守江商议后，决定将所有文件标注为“王守江收”，由王守江同志转交至邓小平同志手中。
叶选基指出，有人指责1977年2月7日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与《红旗》杂志联合发表的题为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的“两个凡是”社论，旨在阻碍邓小平复出工作。然而，李鑫（曾任康生秘书、中办副主任、“毛办”副主任）对此表示否认，他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。实际上，在起草“两个凡是”社论之际，中央政治局已就让邓小平复出达成共识。当时，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汪东兴等人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的住处讨论邓小平复出事宜时，李鑫作为列席人员参与了会议。
在叶剑英元帅与华国锋、汪东兴共同商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相关事宜时，邓小平的复出建议应运而生。
叶帅晚年关键对话
回想起与叶帅共度的时光，叶选基感慨道，叶帅是一位极为敬业且平易近人的人物。在审阅文件、签署批示时，他总是严谨细致，字斟句酌。因此，邓小平同志曾劝他适当放松，以免过度劳累。叶帅肩负繁重的工作，每日收到的文件数量庞大，办公室主任王守江透露，日均高达两百份，他只得分类筛选，将重要文件呈报首长。在批阅文件时，叶帅态度谦和，尊重他人。他的批示往往简洁明了，诸如“拟同意”、“酌情办理”或“阅示”。叶帅崇尚情义，待人接物总是礼貌有加，从不强人所难。每当老战友、老朋友来访，他都会亲自送客，即便在晚年行动不便，也让人搀扶着直至门口。
叶选基深信，叶帅晚年最为关键的一次对话，发生在1982年上半年的胡启立同志之谈。这亦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涉及政治的交流。
1982年上半年的某日，胡启立同志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办公厅主任，与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一同莅临军科院2号楼拜访叶剑英元帅。恰逢叶选基元帅当时在家，却并未亲临谈话现场。送别胡启立同志出门之际，叶选基元帅在走廊中，胡启立由衷地对他说：“哎呀，真没想到叶帅思维依旧敏捷，发言如此精彩！”
叶选基好奇地询问：“刚才说了些什么？”胡启立回应道，叶帅主要谈到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，以及反对独断专行的必要性。叶选基听后轻笑一声，随后目送胡启立上车。在胡启立即将离开时，他承诺会将叶帅的谈话内容向书记处汇报。返回后，胡启立立即向书记处详细汇报了与叶帅的对话内容。叶帅的谈话核心在于强调我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，坚决摒弃独断独行的做法。他认为，人的认知能力存在局限性，并以诸葛亮《前出师表》中的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为例，阐述了这一观点。